老潘做音箱·寻访行家---平均律音响

界面 | 2017-9-25

买老潘音箱的,有前同行,也有商界大佬。但他从不大声吆喝,只等着有识之士上门拜访。

作者: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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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潘志强时,他穿着一条睡裤。·

那是百子湾的苹果社区,潘志强住一楼,隔壁是个超市,走廊里堆着杂货。敲开门,潘志强出来了。他一米七出头,不胖不瘦,短头发,脑门大。他慢悠悠地把我让到屋里,动作拘谨,好像他才是客。听到人声,一条小柴犬从厨房蹿了出来,欢叫着往人身上扑,它长得精神,毛发亮亮的。潘志强介绍说,它叫小熊,说完又不太好意思,觉得它打扰了我们,就双手提起它,关到了阳台的笼子。通往阳台的厨房里,有一本书摆在那儿:《如何饲养柴犬》。

房子是潘志强买的,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木地板很干净,没有特别的装修。落地窗没拉窗帘,窗外是小区的院子,阳光照进客厅,堆满屋的CD唱片泛着亮闪闪的光。这是一年一度潘志强“洗碟”的时节。唱片实在多。灰色的布制沙发上有几堆,门口的大桌上零散摆了几摞,客厅柜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也全是,这还不包括书房——潘志强说,书房的书柜里收藏着他不舍得往客厅放的珍品。

除了随处可见的唱片,客厅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两对大音箱。它们对称立在大电视的两侧,被黑色的音箱架稳稳托着。暗蓝色的一对稍小,黄色的大了一圈,站得离沙发远些。两对音箱都是潘志强自己做的,大的那对造价接近十万。来之前,我虽知道音响爱好者会为此烧钱,但结结实实听他说了这个数字,我还是吃了一惊。

常有人来这里试听音箱。潘志强熟练地到柜子里找了几张唱片,一一放给我们听。几个人静静坐着,被音乐包围。整个房间好像只有功放机屏幕的蓝色数字在跳动。音箱和功放靠粗细各异的线材连接着,像小熊的毛发一样打理得清清楚楚,传递出莫名的秩序感。两对音箱威武地立着,它们才是主人。音乐响起,潘志强笔直地坐着,两手扶膝,悠然地直视前面,犹如看着没有尽头的远方。他好像盛装坐在金色大厅里。

落地窗外不时有路人走过,推婴儿车的,拿着包裹的,听不见声音,却能感到喧嚣。房间内外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潘志强说,隔音好,是他买房时的首要考虑条件。

去年,在《高保真音响》杂志工作了十多年的潘志强辞掉了执行主编的职位,自己做起了音箱。

 

潘志强的老家是贵州省贵定县,离省会贵阳几十公里,父母都在医院工作,母亲喜欢读《收获》、《十月》,也爱听音乐。高中起,潘志强也开始用零花钱买磁带。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听贝多芬、柴可多夫斯基、施特劳斯等比较通俗的古典音乐曲目。大学后,第一份工作是贵定的中国银行。工作枯燥无聊,周末潘志强就去贵阳买唱片和音乐杂志。听得多读得也多了,他开始提笔写音乐评论和器材评论,那时没电脑,他手写下来,用银行的传真机发给《高保真音响》和《视听博览》等杂志,用稿率很高。

在当地,中国银行是待遇上乘的工作。1996年,潘志强用攒了多时的七千多块买了自己的第一套音响——这在当时是巨款,甚至能在银行系统内用优惠价买一套房子。带着新买的音响,潘志强租住到母亲单位防疫站的旧办公楼。晚上,整栋楼只有他一个人,他开大音量,听音乐。那段日子,潘志强享受极了。

1999年,广州杂志《视听博览》邀请潘志强加盟,早就蠢蠢欲动的他没犹豫就辞职离开了中国银行——他是单位第一个辞职的。广州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南大门,西方的唱片和音乐资料大量涌入,潘志强见得更多了,2000年,他跳槽去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旗下的杂志《高保真音响》。在这里,潘志强既做记者也做编辑,负责音乐和音响两个板块。

杂志的老主编要潘志强自学物理知识,以免闹笑话。潘志强买来了书。“那时我发现,我一个文科生,理工基础薄弱, 研究数字电路和放大器等等比较难,大部分看不懂,但扬声器部门主要用的是材料学,没有多少公式,电路也简单很多。”不自觉地,潘志强开始把更多精力关注到了音箱上。

2003年“非典”期间,外出活动没了,空闲时间多,一个同事买了材料部件,设计电路图,自己做音箱。潘志强旁观了几个月。

“他做得好吗?”我问。

“失败了。”潘志强声音不大,谈自己的经历时语气很少起伏,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但说到这里的失败,他有意顿了一下,似乎刚在讲一个冷笑话。我们不由得同声大笑。“他做出来之后,效果不太好,听人声还行,听钢琴和交响乐就没有低频。这些名牌配件算是浪费了。”潘志强说,“那时我就想,做个好音箱可真难。”

非典过去,潘志强出差又多了,他先后去过美国、英国、法国、芬兰、德国、丹麦、瑞士,也采访了国外很多名牌音响设计师。即使呆在单位,每个月也有厂家寄产品过来,只要厂家没反对,潘志强总会和同事把它们拆开,从里到外看个遍。他后来总结,自己的最大优势,是在媒体积累了眼界和经验。

潘志强真正动手做音箱,是在2008年。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喜欢以前觉得枯燥的歌剧,它们需要的大音场和大动态普通音箱满足不了,而潘志强看得上的名牌音箱售价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即使是这些奢侈品,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潘志强的要求。

只有自己做,才能让机器发出自己偏好的声音。他动手了。

“我一上来就好高骛远。”潘志强自嘲说,“一心就要做个大的。”他找到国外的扬声器厂家,订购特别规格的低音单元。因为需求特殊,双方电子邮件来回沟通了不下十次,才确定发货。

起初,一位同事帮潘志强做了音箱设计的初稿,但被他改得“面目全非”,最后,这款仅箱体就重180公斤的“处女作”音箱,潘志强用了接近三年时间才改到满意。几乎所有空闲时间,他都在尝试新的设计,无论是最初的电路图,还是机箱的大小,改动了多少次,他已经记不清了。那段时间潘志强很有成就感,每次有改进,他都在音响论坛晒出来,请网友登门试音。好评越来越多。

2014年,潘志强在杂志社的职位是执行主编,循规蹈矩的日子他过了十几年。眼看四十岁就来了。他夜里失眠,白天靠浓茶提神。折腾了一阵子,他终于下定决心辞职。然后他分别去了门户网站、时尚杂志面试,还投简历给国家大剧院,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干脆哪儿也不去,和朋友老何一起做音箱,创立自己的品牌。

在宋庄,老何有个工作室。他们接的第一笔订单来自上海的一个国企高管。他很认可潘志强的水准,听说潘志强开始自己做音箱,他说,先给我来一对。

那个夏天,潘志强和老何常住在工作室忙设计,困了就睡水泥地上的凉席。水泥地硬邦邦的,让他想起了1999年。当时他刚到广州,没来得及收拾床铺,在杨箕村出租屋,头三天他睡的都是硬木板。

一个闷热午夜,潘志强爬起来叫醒老何,一定要去买啤酒。他本不爱喝酒,酒量也不好,但那天他觉得,心里面有事儿,得喝一杯。

——“新生活开始了。”看着宋庄的夜色,潘志强感慨。

 

第二次见到潘志强时,“洗碟”已进入了尾声——所谓洗,就是把收藏的唱片整理一遍,精品收好,要淘汰的放一边,送朋友或者卖掉。

潘志强有收藏癖,遇到好的唱片,他常常一下买两张或者更多。碰到特别喜欢的曲目,不同版本的他一定要尽量收齐,比如《布兰诗歌》、《马勒第二交响曲》和《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他都有三到五个不同版本。其中的《布兰诗歌》,他手上曾有过30多个不同的录音版本。刚到北京时,潘志强在新街口淘碟,现在则多是网购。他只买正版,顶峰时期家里的CD总计三四千张。

介绍唱片时,潘志强立刻精神抖擞,语速变快。他动作利索地在书房和客厅来回穿梭;拿出一张唱片,小心翼翼地放进CD机,试听完,收回盒子,他再起身去换一张。“丢过唱片,所以很小心。”他有点不好意思。

音乐口味和对音乐的理解,影响着潘志强的设计理念。国际上,音箱的箱体设计分两个流派。一种是英国厂商风格,为节省成本,他们箱体用料薄,易振动,带出音染,就像唱歌时候有鼻音。但潘志强觉得振动很难控制,他选择北欧和美国的另一种风格,箱体厚,成本虽高,但箱体不振动,只有喇叭发声。“我希望声音动态好,密度好,保真度高,细节好,动态和音场也够大,宽频也够宽阔,而且要尽可能的容易驱动。” 潘志强说,“设计音箱不是纯技术活,也是在设计声音美学。听爵士的、听流行的和听古典的人,用同样的配件,设计出来的风格也有不同,自己的主观判断会渗透到产品里面去——这其实就是表达。”潘志强还说,他的听音口味比较杂,所以要求更高,希望播放各种类型的音乐都有出色的表现。

和其他创业的媒体人不同,潘志强没有大张旗鼓上网吆喝,甚至,他还拒绝了一名找上门来的投资人。他要主导自己的品牌。“只有我们自己说了算,才能把握美学和声学上的东西,做出和国际上接轨的品牌。如果外行参与进来,把这个当成纯技术活,那就没法把控。”


2015年6月,刚成立不满一年的工作室已经做了50多对音箱。潘志强和老何为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命名为“平均律”。至于宣传推广,他们基本还是依靠好口碑,“宣传方式很原始,但我放心。暂时先这样,慢慢再想办法。”

阳台上,小熊趴在笼子中眯眼瞌睡;沙发上、桌子上和地上,潘志强的CD已大概收好,要送朋友的放在袋子里,珍品们骄傲地在柜子中排成一排。但是,他又从书柜里掏出了一摞——因为他新买了一台CD机。那是一个美国顶级品牌的1990年款,刚出来时四万多人民币,在广州工作时,杂志社就在用,潘志强一直喜欢。这次花一万多块买回来,他一直有点惴惴不安,担心机器的激光头太老,想退回去——挂上电话,他放心了,激光头确实是新的。

这一天,潘志强的心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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