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孩子2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看着张玮玮沉默拉起手风琴，郭龙打起鼓，全场每一个人好像都患上了失语症。
记不清是哪一年，有一首叫《织毛衣》的歌在网络上横空出世，影响力遍及了大大小小的论坛、网站。出于好奇，我点开了这首歌。
歌曲很短大概只有一分多钟，录制的地点可以听出是一间喧哗的酒吧。唱歌的男人声音憨厚又温柔，戏谑的歌词在他的演绎下，竟然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张玮玮、郭龙版《织毛衣》
后来我才知道，唱这首歌的音乐人叫张玮玮，是《米店》的原作者。他的名字常和一个叫郭龙的乐手绑在一起，至今已经整整27年了。
在谈起这段兄弟情时，张玮玮说，这种感觉常常比血缘来得更强烈...
关于这段内向扎根式的友谊的开端，网上还有一个小故事。
上小学的张玮玮在洗完澡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帮人在打群架。一个满身是血，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拿了一块砖头，抵着别人的头的头，霸气说道：“记住我，我是长风厂的郭龙！”从此，张玮玮记住了这个硬茬。
至于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的真实性，已经不可考究了。但是张玮玮倒是在《白银饭店》内页写过这样一件往事。
1989年，还没上中学的他去新华书店买三角板。经过一片树林时，几个穿着黑背心的家伙，抢走了家人给的两毛五分钱。后来他知道，抢钱的人里，有一个叫郭龙。
不管当时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总之张玮玮是怕了眼前这个不良少年。可越是怕什么越来什么，中学开学的第一天，“坏孩子”郭龙就盯上老实巴交的张玮玮，三天两头找他要钱要烟。张玮玮被逼得没办法，也只好忍气吞声。
日子久了，郭龙发现这个被自己欺负的孩子跟别人很不一样，他不光识谱，还会弹吉他、弹钢琴。抱着这份好奇，郭龙渐渐走进了张玮玮的世界。
在认识郭龙之后，张玮玮也发生着变化。他说自己本能地变成了问题学生，常常旷课，在家属院的凉亭里抽烟、吹牛，一待就是一个下午。
也是在那段时间，他们认识了一个蹲过监狱、吉他水平超群的“队长”。在“队长”的带领下，他们体内的音乐细胞逐渐发生着异变...
有人回忆青年时的张玮玮常喝得很醉，不停对身边的人说自己要走。但是没人相信他，他们觉得明天酒醒了，他也就消停了。除了郭龙，直到某一天，他们两个人头也不回地去了远方。
张玮玮说父母给他介绍的工作让他觉得恐慌，所以他逃到了广州，和郭龙一起，待了一个多月。
在外闯荡的日子很清苦，两人身无分文的穷酸青年只好在地下通道卖唱，每天挣来的钱还不够果腹。
九十年代末，全国有无数向往首都的年轻人，他们怀着理想去到北京，打算在那里扎根。而张玮玮和郭龙，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巨大生活压力压得两个人喘不过气来，郭龙还曾一度离开了这座城市。不知混了多久，张玮玮和郭龙终于如愿加入了仰慕已久的野孩子乐队。在此之前，野孩子一直是他们的偶像。
那段时光尤为难忘，野孩子的小索盘下了一间20平米的小屋子，取名“河”酒吧。
屋子朴素得有点简陋，乐队坐在酒吧中央，周围的观众推推挤挤、弹弹唱唱。渐渐地，肯光顾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河酒吧又盘下旁边的店，打通墙壁，弄成一个有模有样的音乐根据地。
其实还是有人记得当初的事。夜幕降临，那时代的年轻男女便坐着能载五六个人的挎子，满满当当，呼啸而至。在台上台下疯玩，有人爬上桌子，有人醉倒在地，还有人冲上台上抱着琴或者麦克风不撒手。
有人回忆：“往往开始是某支乐队在演出，到后来就成了若干支不同乐队的即兴大拼盘。没有人制定规则，没有人被拒绝在外面。”
也许是由于这段抹不去的美丽记忆，在野孩子解散之际，张玮玮和郭龙两个人还在苦苦支撑。他们爱它，所以怕它完了。
据说，张佺在游走他乡前曾对张玮玮和郭龙说：“野孩子，就交给玮玮和郭龙你们二人了。”
他们两个人确乎成了“野孩子”的遗孤，在八年后的专辑《白银饭店》里，有一首极富象征意义的《两个兄弟》。
两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摇了很多年，直到2011年乐队才重组。今天的野孩子以张佺、张玮玮、郭龙、马雪松、武锐组成五人固定阵容，集体定居大理。
在野孩子2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看着张玮玮沉默拉起手风琴，郭龙打起鼓，全场每一个人好像都患上了失语症。
野孩子《黄河谣》
从西北戈壁的两个小孩到如今台上四十不惑的中年男人，时光雕刻了他们的轮廓，却从未改变他们的初心。
听他们唱了这么久，我才猛然发现，原来我认识这么多的人，而这么多的人却都只是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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