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让曾经名不经传的民谣音乐变得如此火爆？是听众的口味变了，还是另有隐情？
一把吉他，一段故事。这个早些年大都出现在街头的“组合”,却在这些年，攻城拔寨，势如破竹！
从国际上来看，就在不久前，美国民谣音乐唱作人鲍勃·迪伦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震惊世人；而在国内，刚刚结束的中国新歌声总决赛，蒋敦豪夺冠，民谣大军再获“阶段性胜利”，并且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年的冠军张磊抱着吉他唱民谣，今年的冠军蒋敦豪还是抱着吉他唱民谣。显赫的战绩背后，是民谣音乐的扬眉吐气，更让曾经被主流社会看轻的民谣踏入大众视野，迅速风靡！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曾经名不经传的民谣音乐变得如此火爆？是听众的口味变了，还是另有隐情？文创资讯本期将深度解读中国民谣的前世今生，探寻这背后真正的原因。
什么是民谣？它有哪些特征？
要了解民谣的发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民谣，而大多数人并不能将民谣与摇滚很好地区分开来。
一样乐器、一场人生、一个故事。这是李宗盛定义的一首民谣歌曲需要具备的三个要素。懂它的人自然知道：它不像摇滚，热情奔放，嘶吼出满腔愤懑；它也不似蓝调，低沉忧郁，轻声诉出无奈和苦闷。民谣，更像一壶清茶，清新悠然，娓娓述说着歌者的喜怒哀乐。
可以说中国现代民谣一直处于与摇滚乐的交融与碰撞中。民谣既是摇滚乐的一种，但却与摇滚乐有所不同，摇滚乐形式众多，主要受到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的影响发展而来，而民谣根源于传统民谣但同时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常常传递出歌手对生活和社会现实的认识，也保持着一种非常私人化的创作和歌唱表达方式。
现代民谣采用平民化的语言、朴实的叙事口吻和简洁有效的配器手法，它不同于喧嚣的摇滚乐，不吵不闹，宛如一首感情充沛的诗，轻轻柔柔地吟唱出人生，表达你的情感，诉说你的故事；它没有固定的节拍或形态，也可以让你追忆似水年华，让你感慨那段逝去已久的爱情，让你淡淡地表达思念；它的歌词天马行空，但你却可以在沉吟的曲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品读自己的故事。正因为这些，古老的民谣音乐经历过高潮和衰落，却一直未曾离开。
民谣的中国化发展之路
在现代音乐中，民谣应缘自美国，现代民谣音乐的鼻祖鲍勃·迪伦使其发扬光大。而中国的民谣则始于台湾的校园民谣，而后壮大于大陆。港台民谣开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有研究者说，它是来自于日本据台时期的“学堂歌曲”，赵树海、杨弦、胡德夫是其中的尝试者。但快速发展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而发扬光大并流传至内地要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末开始衰落。历史发展表明，民谣不仅是歌曲的一种题材，也反映了一定时代的民情民意，代表了民间广泛的社会舆论，甚至预示了政治变迁的趋势。
1.兴起篇：七十年代中期在台湾流行
代表人物：叶佳修、李建复、潘安邦、罗大佑、刘文正等
传世之作：《外婆的彭湖湾》、《童年》、《龙的传人》、《雨中即景》等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校园民谣在台湾兴起，并且发展迅猛。如果说日本的校园民谣是校园民谣未定型前的最初形式，那么，台湾则是校园民谣真正成型的诞生地，并将校园民谣推向了辉煌。1975年6月6日在台北中山堂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台湾大学学生杨弦把台湾诗人余光中怀乡的诗谱成曲子演唱，深受青年欢迎。校园民谣不但反映青年生活，而且也是对西方音乐泛滥的一种抵制。当时一位名叫李双泽的歌手在演唱会上拍案而起，喊出了“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口号。从那以后，台湾校园歌手佳作不断，像侯德健的《龙的传人》、齐豫的《橄榄树》（1979）、叶佳修的《乡间小路》（1980）、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1979）、谭咏麟的《雨中即景》（1979）等，都是那一时期产生的。从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初的顶峰期，台湾共产生了300多首校园民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罗大佑的《童年》。
在那以后，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1981）、侯德健的《酒干倘卖无》（1983）、齐秦的《大约在冬季》（1987）、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1989）、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1990）、李宗盛的《凡人歌》（1991）、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1991）、任贤齐的《心太软》、刘若英的《后来》（2000）等也成为流行音乐中的经典回忆。这些歌曲音乐旋律口语式的简洁宜唱，结构自然随意、短小精致，风格清新质朴、阳光爽朗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校园情怀和时代美感，尤其是其中淡淡的诗意，令青少年为之怦然心动。民谣从校园发迹并延伸至城市街巷，不管是意气风发的奋发青年，还是落魄赋闲的落寞青年，都从歌中寻得了能触发心灵深处的那份诗意的慰藉。
2.盛世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大陆繁荣
代表人物：郁冬、老狼、叶蓓、高晓松、小柯等
传世之作：《老屋》、《同桌的你》、《青春无悔》、《冬季校园》等
内地的民谣开始于翻唱港台名作中。1979年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率先在内地将台湾的校园歌曲《橄榄树》、《踏浪》、《我送你一首小诗》、《我们情诗》等一大批歌曲介绍到内地听众，受到人们的欢迎。她深情委婉的低吟浅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1980年朱逢博还率先演唱内地作曲家谷建芬创作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和《脚印》，开启了民谣创作之门，同时拉开了大陆校园歌曲的帷幕。
大陆民谣的产生，最为直接、深远的影响来自台湾的校园民谣。1994年4月，一盒名叫《校园民谣Ⅰ》（1983-1993）的盒带由大地唱片公司发行，从此校园民谣有了自己的名字。在这合唱片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高晓松与老狼（王阳）合作的《同桌的你》以及《睡在上铺的兄弟》，它们将校园民谣推向了巅峰。此后，高晓松等接连发行的《校园民谣》三张专辑风行校园，风靡大江南北。
这一时期，还伴随着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潮，如孙浩的《中华民谣》（1989）、李春波的《小芳》（1993）、陈小奇的《涛声依旧》（1993）、浮克的《祝你平安》（1994）、田震的《野花》（1996）、柯肇雷（小柯）的《生命之风》（1996，那英唱）、朴树的《白桦林》（1999）、许巍的《那一年》（2000）等。题材也从校园扩展至社会后，民谣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追捧的娱乐中心，诗意的词境，质朴的曲调仍是民谣坚守的基本准则。
3.衰败篇：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走向衰败
代表人物：朴树、许巍、庞龙、刀郎等
传世作品：《白桦林》、《那些花儿》、《在别处》、《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
由校园波及开来的内地民谣在2000年后出现了更广的题材，既有水木年华、李健等人的更为精致化的新发展，也出现了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庞龙《两只蝴蝶》、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等白话俗风的偏离。与其创作数量减少及其流行度降低对应的是，民谣已不再是娱乐的中心而变成小众的音乐体裁了。
指望浮华外在包装惹人眼球的民谣走向衰落的主要问题是触发人心灵的诗意逐渐失却。这其实与外界对其需求有关。当下的娱乐至死语境，需要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而非诗意的空间。大众不再需要诗意的小情小调，素淡清雅，而是充斥着直白的喧嚣与浮华的狂躁，指望着一夜成名，指望着追新猎奇而吸人眼球时，适宜民谣生存的空间就变得狭小了。
2002年，一个叫“刀郎”的歌手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让“满街争唱一场雪”。粗犷豪放的风格让听腻了港台男生娘娘腔和女生女人腔的歌迷耳边一惊。急于换换口味的歌迷和急于调剂一下乐坛风格的市场需求促成了他的一夜成名，而巨大的“音乐泡沫”后必然是疲软的发展空间。此后，刀郎专辑销量陷入低谷，第二张专辑也不尽人意。“刀郎”之风，很快过境。戏剧性的是，刀郎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国内立即涌出了“西域刀郎”等一大批“刀郎”的同宗；刀郎“过期”之后，“同宗”们也随之消失。国内乐坛的混乱，可见一斑。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很难找到能够像校园民谣一样打动人心并且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音乐。市场上充斥着通俗商业化的歌曲，通过各种包装和流水线生产，溜进我们的耳朵。我们进入了一个快餐时代，吃的用的听的都是批量生产的标准产品，大同小异，只是换了几个包装而已。这一个十年，我们再也没有耐心好好地听完一盘专辑，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卡带和CD正逐步退出我们的生活，我们挂着MP3，拿着IPOD，不喜欢的歌马上换下一首，绝不手软，所以我们永远地失去了那种从不好听，到有点受，再到爱不释手的一个过程，许多的经典也许就在我们没耐心的过程中被无意识地放掉了。我们错过了很多的美丽，很多的美丽也在我们的忽视中逐渐枯萎。
这一时期，号称内地“四大天王”的红豆、黄格选、林依伦、毛宁，坐牢的坐牢、挨砍的挨砍、转行的转行；老狼在华纳坐了三年冷板凳，鲜有新作问世；中国唱片总公司也在国内唱片公司和国际唱片巨头的排挤下也难为生计，“金唱片奖”的影响力也不比华语音乐榜中榜或东方音乐风云榜或CCTV-MTV所谓音乐盛典的任何一个；老前辈徐沛东成了中国轻音乐协会的会长，南方音乐人的代表陈小奇也随之入主广东音乐协会，并开了自己的音乐公司；早期较有个性堪称摇滚乐坛领军人物的郑钧、高旗也纷纷转变风格或忙于走穴，只为在这广阔的音乐利润中分得一杯羹；汪峰从一只鲍家街的小鸟飞身转向流行乐坛，并开始创作诸如《直到永远》等的公益歌曲。说这一时期是内地乐坛的“魏晋南北朝”似乎更恰当。中国民谣在这个朝代中，风雨飘摇。
4.迷茫篇：新世纪以后尴尬中前行
代表人物：万晓利、周云蓬、宋冬野
代表作品：《董小姐》、《当你老了》、《南山南》
近几年，民谣开始活跃在各个角落，也有不少民谣歌手被发掘出来，从2012年的《董小姐》，到2014年《当你老了》，2015年《南山南》，人们似乎开始觉醒但却不知道民谣已经深入人心，其实在独立民谣圈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优秀的独立民谣歌曲，如《理想三旬》《北方女王》《玫瑰》《想》《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九月》《骚》《斑马，斑马》《瞎子》《糟》等等，这些独立民谣作品不仅给人们听觉上的冲击还给人们心灵上带来巨大的思考性，人们仿佛沉醉于这种独立性。
但是在校园民谣衰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谣不是中国的流行音乐，所以不温不火。它不像美国乡村音乐和民谣一直是主流，也诞生了很多著名民谣歌手。其次中国民谣的宣传途径从来都不是大众熟知的，一般都是在相对小众的虾米网易豆瓣上进行推广，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只在豆瓣上宣传。和QQ音乐的用户数量比起来，这些播放器的用户数量实在太小了。还有就是多数中国民谣歌手本身在外形和演绎上并没有优势，与中国主流歌手相比，通过颜值来吸粉实在太难。而本身民谣又不适合如今中国的娱乐节目所需要的效果，导致民谣现在处于一个尴尬地带。
另外，像宋冬野、周云蓬、万晓利、马頔、小河、张佺这些民谣歌手的名字，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这和一些流行歌曲的唱作人相比，显然要冷门很多。若不是宋冬野涉毒被抓，被拿来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作比较，或许，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他的存在。甚至连他们的作品，也是借别人之口和一些选秀平台，才得以进入大众视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几年的中国民谣，确实被选秀节目和自媒体给带热了！
民谣，为什么突然热起来了？
过去在音乐圈里曾有个这样的说法——弹琴穷三代，民谣毁一生。但近几年民谣歌手的发展势头渐猛，以马頔、宋冬野、赵雷等为代表的民谣生力军不仅单曲专辑演唱会频出，宋冬野之前更展开过百城巡演，李志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唱，“好妹妹”在工体开唱，马条、川子、马頔的演出报价是10至15万，“好妹妹”乐队是30万，李志参加拼盘演出的报价就达30万。
成为偶像的他们，不但身价大涨，受欢迎程度也不容小觑。“好妹妹”工体演出的票，半个月内卖光，赵雷去年的十几场巡演，上座率九成以上。“十三月”唱片的CEO卢中强，曾为了“民谣在路上”卖掉自己在苹果社区的房子，但今年1月，“十三月”宣布获得来自某机构的A轮融资，估值过亿，而他仍认为“其实我们还是被低估”。用《南方姑娘》创作人赵雷的话来说，演唱会也“从地下通道唱到酒吧，从livehouse唱到千人剧院，再到如今的体育馆。”
除此之外，《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冠军张磊唱红的马頔的作品《南山南》在2015年夏天占领了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很多人都推崇——2015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谣年”。这种曾经小众、低调的音乐类型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从歌手、演出场地到受众的换代升级，甚至开始走上国内主流文化的舞台。对于谁来说，这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么，是谁将曾经安于一隅的民谣推到大众面前，并且在短时间内如此火爆？文创资讯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选秀类真人秀节目搭建平台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2015年夏，一首《南山南》刷爆了朋友圈，从街头唱到巷尾，从电台火到KTV，并且被演绎出了无数个版本，火热程度直逼当年罗大佑的《童年》。事实上，早在一年前，马頔就通过网易云音乐首发了《南山南》，只是一直不温不火。最终真正把这首歌唱红的，是一个叫张磊的选秀歌手。2015年的《中国好声音》上，张磊抱着吉他低吟浅唱《南山南》，让这首在网络平台上自生自灭的歌曲有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民谣界知名度最高的胖子宋冬野，他的走红就要归功于湖南卫视，没有湖南卫视铺天盖地的炒作也不会让“董小姐”成为2013最强IP。而《中国梦之声》以及《中国好声音》上被二度翻唱的《斑马，斑马》则进一步巩固了宋胖子的地位。《中国好声音》赵大格翻唱阿肆的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KFC估计又多卖了不少原味鸡；苏运莹的《野子》空灵出世，《中国好声音》中被晨悠组合翻唱后，就被吹呀吹呀，吹遍了各地。同样因为《中国好歌曲》《我是歌手》《春晚》，赵照的《当你老了》也成了传唱金曲。这些年登上电视选秀舞台的民谣作品几乎唱一首红一首。
2.自媒体、网络社交平台的推波助澜
今天的民谣音乐人，已经颠覆了传统的音乐产业渠道。传统的音乐公司对艺人的包装停留在程式化上，一味迎合市场，而非满足受众对个性、差异、特色的需求，这也导致它们在市场把握上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自媒体的兴起，使得传统的营销渠道失去了垄断性，也改变了大众接受音乐的方式，他们乐于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自己喜欢的音乐，如果你的音乐能够打动人，自然会引发关注。
网络干了很多唱片公司干的事儿，歌手可以自己推广自己。2006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豆瓣、人人网、微博等社交网络骤然兴起，让所有独立音乐人都尝到了甜头。
3.华语流行音乐的式微
如果把民谣崛起归功于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推动和自媒体的助力，那么民谣之所以能火起来，其内在的原因还在于流行音乐在创作上的衰退。华语流行音乐的创造力正在急剧降低，创作进入完全模式化的状态，人们的耳朵极度审美疲劳。在这种情况下，彰显个性、表达情怀的民谣，自然会引领起另一种欣赏趣味。
而流行音乐的雪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十几年没有新人，十几年没有新歌，以至于真人秀节目的歌手只能选唱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九零年代流行音乐作品。民谣领域的创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井喷，民谣歌手和作品，顺理成章成了补位者。
4.真实情感产生的共鸣
为什么大家如此青睐民谣，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谣歌曲中尚有一丝的真实情感。正如不少钟爱民谣的歌迷表示，喜欢的是民谣里说的故事和表达出的感悟。音乐是情感的艺术，但是大量的流行音乐几乎不携带任何感情了，是一种空洞的、苍白的呼号。民谣音乐，因为大部分来自底层的歌手，自己打拼，付出重重艰辛，这样的努力自然也就被认为是饱含真情的。这些音乐人起步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有血有肉的作品，与一般流水线产出的商业情歌不同。
民谣它是讲故事的，几乎每首民谣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或美丽、或欢愉、或悲伤的故事。它总能和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你明明知道他讲的是别人的故事，却听成了自己的。而自己的故事，也变成星星样散落在世界各地。其实，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所掉的眼泪，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
5.小众化的卖点，更具商业价值
民谣一般会被看作独立音乐，与商业无关，可正是这份“无关”，让民谣更加商业化。实际情形是民谣的独立式创作与商业化生产并蓄生热。当前民谣这一特殊风格因为“独立”的标签而被商业大肆利用，“小众热”、“民谣热”持续升温，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民谣具有“去商业化”、“去娱乐化”、“去大众化”等特质，但正是这些特质反而成为民谣的卖点，获得极大的商业价值。很多民谣歌曲强烈地表达了介入现实的意图，让音乐承载了过多的幻想，这不是对商业的疏离，而是利用这种对现实的关注而获得现实关注，进而创造商业价值。
民谣一直被看做小众风格，但小众音乐比大众更疯狂，在受众日益细分的今天，听众更愿意为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买单，左小祖咒的唱片500元一张，购买者仍趋之若鹜，各类民谣歌手的门票动辄数百元人民币，仍然座无虚席。付费下载几乎完全开始在小众歌手的作品中。在整个良性音乐生态推动下，在所谓的骨灰粉、铁杆粉和死忠粉的支持下，小众歌手得以存活，并渐渐成为大众歌手，民谣这一风格也就逐渐被接纳，直至成为主流。
思考：民谣音乐人应该追随市场？还是保持自我？
民谣火了，各种商演接踵而来，民谣音乐人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现如今，大部分民谣歌手的演出费价码都上涨了好几个档次，“有的对外报价15万元至20万元，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现实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音乐人应该追随市场？还是保持自我？
很多民谣歌手是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从事创作的，但在成名之后，他们却不得不面临来自音乐公司的诱惑。新晋崛起的当红民谣组合—好妹妹乐队，便是一个生动的注解。“好妹妹”成名于网络，堪称传统唱片工业的逆袭者：发行两张专辑，每张都卖两万张，如今一线知名歌手的专辑也就卖两三千张；他们在北京、上海的演出，480元的票被黄牛炒到2000元……
在好妹妹乐队的经纪人奚涛看来，这两个80后男孩之所以被人们喜欢，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质朴、纯真。为了保持这种特质，奚涛担任起了“过滤网”的角色，首先要过滤掉的就是音乐公司抛来的媚眼。
事实上，在“好妹妹”火了以后，很多音乐公司都曾找上门来要签约，但都被他们婉拒了。奚涛说得很坦率，“以前唱片公司会有推新人的机制，愿意去培育小苗，现在这种理念完全没了，都希望能摘现成果实。如果好妹妹签约音乐公司，短期内可能获得一个体面的名声，长期来看反而会被限制成长，因为公司会有各种考核指标，比如盈利周期等。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自己掌控自己，控制好节奏。”
如今，随着民谣风越刮越猛，酒吧、剧场、选秀节目……人们能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民谣音乐人的身影。有人兴奋地说，在继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民谣热之后，民谣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但事实上，不管是涌现出的作品还是歌手，都只是零星出现的闪光点，而且被放大了。要说民谣复兴了，恐怕还要打个问号，最起码，民谣的换代并没有完成，年青一代不乏优秀的民谣歌手，但还没有成势，民谣依然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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